上一期的文章里,我们探讨了人机协同团队的构成。显然,从“纸面实力”上,人机协同团队具有巨大优势,但这个团队真的能“兑现天赋”吗?实际的运作过程中,真的会一帆风顺?恐怕并非如此。
现实中,有的企业恰恰是越用AI越乱。本期内容,将说清楚这里面的门道。一定要坚持看到最后,相信您对人机协同团队会有认知上的进阶。
01 人机协作——五环运作模型
为了理解人机协同团队的“动态运作”,可以把人机协同团队的运作拆解为五个环节,形成闭环。

图1-1:人机协作的五环运作模型,资料来源:穆胜咨询
第一环:任务分解(Task Decomposition)。将经营目标拆解为可执行的作业单元(任务单元)。AI时代的分解逻辑与传统不同:传统分解遵循“组织架构”(谁负责、谁汇报);人机协同的分解遵循“任务的可交付性”,其分解的颗粒度是指向结果的“工作流”,以及支撑“工作流”的若干作业单元,每个作业单元负责一个“可交付任务”。“作业单元”的判断标准很简单——这项任务是否有明确的输入、固定的判断规则、可验证的输出?“工作流”的判断标准则是——这些任务是否最大程度指向经营结果。能通过这两类检验的任务,才是可以交…AI智能体的任务。
第二环:人机分工(Human-AI Allocation)。分工不是“人做一部分、AI做一部分”的简单切分,而是在此基础上要确定“决策权”,据此,分工应该按“决策权”而非“工作量”切分。人类保留三类权力:目标设定权、例外裁决权、结果担责权;AI智能体获得三类权力:任务执行权、方案生成权、在既定阈值内的自主决策权。这一分工方式,与穆胜咨询定义的智能体组织的“市场化激励”逻辑的内核一致——谁创造经营价值,谁获得激励反馈;AI创造了执行价值,但经营价值的最终确认仍由市场反馈,由人类完成确认。
第三环:决策权配置(Decision Rights)。这是人机协同团队设计中最容易被低估、也最容易出事的一环。企业必须明确回答:哪些决策AI智能体可以自主做?哪些AI建议后必须由人审批?哪些绝对不能做?
参考业界的实践标准,通常按风险分级设置三类闸门:低风险动作(检索已批准知识库、草拟文本)可最小人工介入;中风险动作(修改内部工单、生成客户回复草稿)需事后复核;高风险动作(资金划转、生产权限变更、受监管数据导出、对外发布、执行代码)必须事前人类审批(AI Cyber Check,2026)。决策权配置的本质,是把“信任”从模糊态度变成清晰规则。
第四环:协作协议(Collaboration Protocol)。人机之间、AI与AI之间的协作需要“协议”。我们对这一点的判断很自信,认为其极具前瞻性:智能体组织里“以大量AI为节点,充满了人-AI、AI-AI的协作,由于API接口形成了标准化的通信协议,辅以有激励性的经济契约,协作会很顺畅”(穆胜咨询,2026)。请注意其中两个要素:标准化通信协议(技术层)+有激励性的经济契约(制度层)。如果只做前者,就只是“技术连通”;只有加上后者,才成为“协作”。
第五环:反馈闭环(Feedback Loop)。穆胜咨询将这种闭环理解为知识管理体系或流程,并进一步定义为“知识流赋能机制”。微软《2026 Work Trend Index》则提出了“学习系统”(Learning System)概念——企业捕获代理工作流中的信号,把“哪些有效、哪些无效”反馈回业务运作方式,其产出被称为“自有智能”(Owned Intelligence),即会累积的组织知识(Microsoft,2026)。这是人机协同团队区别于“自动化流水线”的关键:自动化执行固定程序,赋能机制则会让组织在实践过程中变聪明。
02 运作保障——四大护航机制
五环模型搭建了人机协同团队的运作基础,但为了确保这种运作的效能,还需要关注四个要点。可以说,忽略其中任何一项,都会让原本丝滑的运作陷入困局,甚至导致效能崩塌。
一是异常处理。人机协同团队的抗风险能力,不取决于AI智能体处理常规任务的能力,而取决于例外上抛机制(Escalation)的设计质量。Klarna的教训是最好的注脚:其AI助手一度处理约三分之二的客服对话,相当于853名全职员工的产出;但2025年5月,CEO Sebastian Siemiatkowski承认,因过度倚重成本指标,服务质量下降,公司开始重新招聘人类客服;Q3其客服与运营成本升至5000万美元(上年同期4200万美元),但与此同时实现了约6000万美元的AI节省(公开报道,2025—2026)。AI确实有效,但“过度依赖”本身带来了成本。这说明例外上抛机制不能只是“AI处理不了就转人工”,还必须包含“AI处理得了、但处理得不好”的识别能力。
二是信任机制。信任不是一次授予、永久有效的。业界已形成“受控自主”(controlled autonomy)的共识:有用的自主性必须被限制在一个清晰、可观测的控制平面之内(AI Cyber Check,2026)。信任的建立遵循“低风险试点→观察生产证据→逐步放开”的路径,通常需要先经过30—90天的只读试点,再要求90天的生产运行证据,才考虑放开高风险自主权(AI Cyber Check,2026)。
三是安全与伦理。对于安全的控制,是人机协作团队绩效的关键,任何高绩效的人机协作团队,都可能因为对安全的忽略而导致绩效崩塌。人机协作团队的绩效因为AI智能体而大幅提升,但同样有可能因为这种模式而下坠。麦肯锡的数据证明了这个观点,他们提供了一个反直觉的发现:AI高绩效企业遭遇的AI负面相关事件反而更多(51%的组织在过去一年至少报告一次负面AI事件),因为它们把AI推进到了更高风险、更复杂的领域;差别不在“有没有出事”,而在“有没有控制”——高绩效者更可能拥有“人在环中”(human-in-the-loop)规则、严格的输出验证、集中式AI治理,以及高层可见的监督参与(McKinsey,2025)。风险治理能力,正在成为AI时代真正的竞争壁垒。
四是学习迭代。需与“异常处理”配对:每一次异常,都应沉淀为知识(进入知识库)、规则(进入权限/阈值配置)或能力(进入模型微调)。穆胜咨询的“知识萃取→知识沉淀→知识分享”知识管理闭环,正是这一机制的组织化表达(穆胜咨询,2025)。
03 人机团队——加载重器的未知战队
上文中,我们盘点了人机协同团队在静态构成上有哪些升级。在阐述了这类团队的运作流程和护航机制后,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他们究竟达成了怎样的升级,更有必要理解这类团队在底层运作机制上的变化。
我们将这些不同维度的升级总结如下:

表1-1:动态运作上人机协同团队的升级,资料来源:穆胜咨询
必须强调最后一行的警示。穆胜咨询的观察是:AI让每个部门都能自己拉数据、自己出分析、自己做方案,理论上该提升协同,实际却往往相反——每个部门都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数据口径和分析模型,“过去开会是公说公有理、婆说婆有理,现在是公有公的模型、婆有婆的模型”(穆胜咨询,2026)。穆胜咨询认为“AI仅仅作为一种工具,有放大组织问题的机制”:AI不会自动修复协作损耗,它会把原有的问题放大得更专业、更难被驳倒。
综合以上,人机协同团队与传统纯人类团队的差异,可以归结为三个机制性变化。这些变化不仅仅是好处,更像是加载了一件重型武器,如果不能驾驭,反而会形成反噬。
机制一:能力可配置。传统团队的能力来自成员的个人禀赋与培养;人机协同团队的能力可以“配置”——通过模型、知识库、提示与工作流,把能力装进组织,而非装进个人。这带来了穆胜咨询强调的“让平凡人做非凡事,让非凡人做超凡事”的可能,也带来了新的风险:能力若配置不当,错误也会被规模化。
机制二:协作可编程。传统协作依赖沟通、默契与信任;人机协同的协作可以被写成协议、权限与契约。这让协作的成果可预期,大大降低了内部交易成本,尤其让“人”这个变量对协作结果的负面作用降到最低(因为能力不足、意愿不足、谋求私利等)。同时,这让协作第一次成为“可设计对象”,也因此使“设计”的责任空前加重。
机制三:损耗仍属组织。这是最不容回避的一条。AI提升个体效率,但协作损耗仍然会在组织层面发生。当多个个体的效率以不同速度提升时,短板依然决定高度;不仅如此,以AI作为工具的大企业病——如某国内互联网大厂形成的部门之间互甩AI方案——还会形成更大程度的协作损耗。在金字塔组织里叠加AI,等于是官僚主义加载了AI武器,得到的是“更重的金字塔”,而不是“智能体组织”(穆胜咨询,2026)。
关于AI提效是否发生,目前的研究有不同的反馈。
MIT¹的田野实验提供了一份人机组队效率的直接证据。研究者将2300多名参与者随机分配到“人—人”组与“人—AI”组,共同为一家真实组织创作广告文案;结果“人—AI”组的个人生产力提升约60%,沟通更聚焦任务,广告文案质量更高,但与此同时,团队协调/信任也下降了,整体来说,团队净绩效不一定全面显著优于“人-人”组,在部分协作任务中甚至更差(MIT,2025)。这是“人机协同不会自动提升组织效率”的有力证据。
另一组数据也为“AI带来组织提效”的乐观情绪降温:斯坦福HAI²指出,即使表现最好的AI智能体,也只能成功完成所分配任务的约24%,这导致一些早期采用者在裁员后重新雇佣人类员工(Stanford HAI,2025)。
Gartner则预测,到2027年底超过40%的agentic AI项目将被取消,原因是成本上升、业务价值不清与风险控制不足。他们也警示,过度聚焦AI采用率与个体效率导致大量“快而差”的AI生成工作,这已成为组织的头号生产力流失源(Gartner,2026)。
结论是清晰的:人机协同的效率红利在“单任务”层面已被验证,在“整团队”层面尚在验证之中;而能否兑现,取决于组织设计,而非技术本身。
¹ 这项研究通常归在 MIT Sloan 集体智能/人机协作研究团队,核心作者是:Mohammad Alsobay,MIT Sloan 研究员/博士生,研究人机团队协作、团队绩效与协调机制;Abdullah Almaatouq:MIT Sloan 助理教授,研究计算社会科学、集体智能、人—AI 协作与网络实验;Thomas W. Malone:MIT Sloan 教授、MIT 集体智能中心创始主任,代表作《Superminds》,长期研究人机协作组织和集体智能。
²斯坦福 HAI 不是一家公司,而是斯坦福大学下属的跨学科研究机构,全称 Stanford Institute for Human-Cente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(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)。它成立于 2019 年,由斯坦福大学推动,核心定位是:不以技术本身为唯一中心,而是研究 AI 如何更好地服务人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