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少卿团队到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提取样本
2024年7月的一天，文少卿来到贵州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的青松堂，在陵园工作人员的协助下，他打开了存放在这里的红军烈士骨灰盒，细细地辨认遗骨的保存情况。当看到骨壁较厚部位的骨髓腔中还残留着黑色的痕迹时，他意识到，有一些部位还没有经过充分焚烧，这意味着仍有机会带这些无名的长征烈士“回家”。
1982年出生的文少卿是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，分子考古实验室负责人。过去10多年来，他的团队累计完成1600多具烈士遗骸的鉴定工作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
但文少卿知道，这次他们面对的挑战完全不一样。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青松堂里存放的这16例遗骸，是被松油等助燃物浇淋后焚烧过的烧骨。高温焚烧加上90年的时间跨度，把DNA已打碎成极短的片段，短到常规的DNA提取方法几乎抓不住，如何进入下一步的检测？
经过反复研究，团队终于优化并验证了针对烧骨的实验方案，成功获取DNA，为烈士遗骨的鉴定扫除了最大障碍。
在烧骨中找到DNA片段
当团队把烧骨样本带回上海，在复旦大学的分子考古实验室里，许怡冉第一次看到了这些烧骨。她是复旦大学博士生，一直在文少卿团队中做烈士DNA鉴定工作。她发现这一次的样本与以往不同，上面显露出好几种颜色——灰白色意味着骨骼经过了非常充分的燃烧，表面的黑色附着物是松油留下的痕迹，红褐色的部分初步推断是埋藏过程中土壤产生的沁色。
看着灰白色的痕迹，许怡冉知道，这次DNA检测要面临严峻的挑战。
据介绍，人死后体内的DNA会断裂成一个个片段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些片段会变得越来越碎，而火焰的灼烧会把大部分片段破坏殆尽。这意味着想要从中获取DNA片段变成了一大难题。即使成功得到DNA片段，后续能否得出足够详尽的遗传信息也是未知数。
文少卿解释说，正常情况下，实验室检测的当代人DNA片段长度至少在几百个碱基对，承载了一个人大量的遗传信息。此前团队检测的北方保存比较好的烈士遗骸样本中，DNA片段长度也有100个左右碱基对。而这一次发现的红军烈士烧骨，经过艰难实验，最后找到的片段长度只有30到50个碱基对。
为了更好地从样本中获取烈士们的遗传信息，团队采用了一种新技术，可以将样本中的DNA单链片段构建成文库进行检测，但这样做步骤将变得非常烦琐。为了避免污染样本，许怡冉要穿着防护服做实验，常常七八个小时不吃饭，也不能上厕所，最多的一次她坚持了10多个小时，最终完成了16例烈士烧骨样本的基因检测，并从中获得了14例DNA数据。
“经过我们的检测，三个区别于其他骨灰盒的样本来自同一个个体，和当地提供的信息相符。”许怡冉说，由此算下来，检测团队一共发现了12名无名烈士的DNA信息，为帮助他们寻找到亲人迈出了关键的一步。
许怡冉说，以前她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多来自书本和影视作品，但真正接触到这些烈士遗骸后，她意识到，长征精神并不遥远——它就藏在那些被烈火焚烧却依然残留着DNA的骨骼里。而她能做的，就是从这些残存的片段中，拼凑出他们的信息，送他们回家。她说，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接力，先辈们用生命走完长征，自己用技术为他们走完寻亲的最后一程。
骨灰盒内保留着多年前记录的相关信息
用AI复现烈士的容貌
在文少卿看来，检测出烈士们的DNA只是带烈士回家的第一步，通过同位素等多种先进的科技考古手段，研究人员还可以了解到烈士生前的生活史、迁徙史，通过烈士遗骸上的创伤看到烈士的生前经历，甚至通过现代AI技术，让烈士以活生生的形象出现在后人面前。
邓萍烈士的形象复原，就是这样的一次尝试。
1935年2月25日，红军攻占娄山关。在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的带领下，部队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，一鼓作气抢占了遵义新城及城边村落。2月27日，邓萍与红11团政委张爱萍、团参谋长蓝国清一起率领部队，前进至老城北门外的前沿阵地，匍匐在湘江河左岸一个小土墩的草丛中隐蔽，用望远镜观察地形及敌人的守城布防。此时，敌人忽然乱枪扫射，一发子弹击中邓萍头部。牺牲时邓萍年仅27岁，是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邓萍的遗骸迁入遵义市红军烈士陵园安葬。但遗憾的是，多年来关于邓萍烈士的形象只有一张模糊的素描画像，没有任何影像资料留存。
2024年，文少卿联合复旦大学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教授钱振兴、金城共同开设了“AI考古”课程，课程鼓励学生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参与到和考古相关的项目之中。
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硕士生汪圩嘉选择的研究项目是利用AI技术复现邓萍烈士的动态影像。
对于邓萍，来自贵州的汪圩嘉并不陌生。他从小就爱听红军四渡赤水的故事，小时候参加知识问答时，也曾被问过一个问题：“长征期间红军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是谁？”对于“邓萍”这个答案，他一直难以忘怀。
汪圩嘉回忆说，在“AI考古”的课堂上，文少卿老师提出了“点亮你的名字”计划，希望让长征路上那些无名的烈士变得有名，去寻找他们的亲人，复原他们的容貌。“小时候邓萍烈士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这次文老师提出他的计划后，我下课就主动找到文老师，提出想要尝试复现邓萍烈士的容貌的想法。文老师说正好他也有这个想法，我们可以说是一拍即合。”
接手项目后，汪圩嘉开始全面收集邓萍烈士的资料。让他感概的是，相关的资料并不多，战友们对邓萍的回忆访谈零零散散只有二三十页。但就在这些资料中，汪圩嘉发现“儒将”这个词被频繁提及，战友们普遍觉得邓萍性格儒雅，作战又十分勇猛。“如何还原这样一位英雄的容貌呢？”
汪圩嘉制作了一个数据集，把长征时期人们对于“儒将”的形象或“勇猛”的形象收集到一起，让人工智能学习这些文字描述和图像的对应关系。然后训练开源模型去根据邓萍的描述生成对应的画面。
“这个过程并不容易。”汪圩嘉说，很多模型会自动按现代人的审美标准去复原历史人物，但这和现有史料记述的邓萍烈士的形象不符，汪圩嘉反复多次对模型进行训练，经过十多次迭代，他最终得到了效果最好的模型。
汪圩嘉复现的邓萍烈士影像
邓萍烈士露出了微笑
那段时间，汪圩嘉除了每天上课，剩下的时间全部都用来研究模型和图片生成上了。前后生成的图片在1000张以上。每次有了成果，汪圩嘉就会把图片发给文少卿和钱振兴两位老师看，听取老师们的意见。“老师们给我提供了那个时代的红军军装、望远镜图像等素材，确保生成的图片能够完全符合历史真实。”
每一次，模型会给汪圩嘉生成8张图片。有一天，8张图片生成好了，汪圩嘉打开第一张图，就被画面中烈士的样貌震慑住了。
那张图片里，邓萍在对着汪圩嘉微笑。
“我从来没有给模型发过任何一个关于微笑的提示。在这张图片中，我能够感受到邓萍烈士对于革命的乐观精神，他的坚毅、他的儒雅，我觉得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邓萍烈士。”汪圩嘉说，他没有再看后面的7张图片，直接将这张图发给了文少卿老师。
“这也是我心中的邓萍烈士。”文少卿说，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人类学的学者，这张图上的烈士相貌带有四川人的特征，而邓萍烈士正是四川富顺人。
以这张图片为基础，汪圩嘉又复现了邓萍烈士的视频画面。在充满硝烟烈火的战场上，邓萍烈士手持望远镜，面带微笑地敬了一个军礼。
就这样，时隔近90年，邓萍又“活”在了人们的眼前。
2026年清明节，团队将邓萍的复现图片和视频作为礼物送给了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。
在汪圩嘉看来，复现邓萍烈士的画像的过程，也是一次感悟长征精神的过程。“我手上的算力资源其实有限。因为要和其他同学的项目共用服务器，我需要协调好时间，在有限的时间里尽量用好每一份算力。”汪圩嘉说，“每当此时，我都会想到红军当年也曾无数次面临弹药短缺的情况，但他们克服困难，胜利完成了长征。我也要学习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，如何才能完成自己的研究目标。”
分子考古实验室团队祭扫红军烈士
让更多的烈士早日回家
文少卿告诉北青报记者，正是在一次次亲身实践中，学生们对于长征精神，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体会。
在收集烈士遗骸样本的过程中，文少卿多次带学生们探访当年烈士们牺牲的战场。有一次，团队成员参观了红军长征遵义战役中的老鸦山战斗遗址。在陡峭的老鸦山上，学生们看到了一座红军防御工事，背后是飞机俯冲扫射后留下的密密麻麻的弹孔。
“只有置身在这样的现场，你才能知道什么叫枪林弹雨，就像雨点泼下来一样，那块石头上全是弹孔。”文少卿说，学生们在那里站了好久，“有学生说，当年的红军战士不但要负重爬山，还要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，这是怎样的无畏精神呢？”
文少卿坦言，多年来有好几次，学生们是一边流泪一边完成了烈士遗骸的发掘工作，有些学生发现牺牲烈士的年纪比他们还小。
如今，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烧骨中检测到的DNA数据已加入了英烈DNA数据库，得益于团队成员的努力，如今数据库中已有超过1600位烈士的数据，其中一些烈士已找到了亲人，魂归故里。文少卿说，希望寻亲的烈士直系家属或旁系家属都能联系团队，提供DNA样本，让更多的烈士早日回家。
许怡冉表示，团队成员一直在积累烈士DNA检测的经验，并不断关注最前沿的科学技术。“只要有更好的技术，我们就会应用到烈士DNA的检测中。”
烈士的遗骸不能说话，但新一代的青年正用科技的力量，听到了他们的声音。
记者：屈畅
编辑： 宋建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