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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人工智能快速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商业化应用，也让安全监管、中美科技竞争、芯片出口管制和数据中心扩张等问题变得愈发突出。近日，英伟达创始人兼CEO黄仁勋接受CBS News记者乔玲·肯特（Jo Ling Kent）专访，就AI是否可能威胁人类、美国是否需要加强监管、对华芯片限制、特朗普政府的AI政策，以及数据中心引发的能源和社区争议等问题作出回应。
在黄仁勋看来，AI安全确实必须得到高度重视，但围绕“世界末日”制造恐慌既缺乏科学依据，也容易偏离真正的问题。他同时反对美国主动放弃中国市场，认为美国科技企业应当依靠竞争赢得全球市场。此外，他还将AI数据中心称为新一代“AI工厂”，认为这场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成为美国重新工业化的重要契机。现将采访对话整理成图文形式。
黄仁勋
乔玲·肯特：Jensen，非常感谢你今天接受采访。我的第一个问题是，我们最近听到一些顶级科技公司CEO，包括Anthropic的达里奥·阿莫代伊（Dario Amodei）、OpenAI的萨姆·奥尔特曼（Sam Altman），还有埃隆·马斯克（Elon Musk）都在说，我们需要控制AI发展的速度。还有一些“吹哨人”警告说，人类可能在十年内走向终结。你认同这种判断吗？
乔玲·肯特
黄仁勋：首先，人工智能当然是一项极其强大的技术。它可以创造巨大的善，也可能被用于非常糟糕的用途。所以，我们在开发这项技术的时候，当然必须确保它是安全的。
现在整个行业正在经历一次转型。过去，我们主要是在研发一种AI技术，努力让它真正具备能力。而今年上半年，我们实际上跨过了一个重要节点——AI开始真正变得有用了。市场需求非常惊人，现在这些AI产品生成Token已经可以实现盈利，甚至利润相当可观，因此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采用它。OpenAI最新的产品非常厉害，我们在公司内部也大量使用相关工具，包括Claude Code、Cursor、xAI的产品以及Cognition等。
也就是说，这项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实用的阶段。这些公司也正在从过去意义上的“实验室”，逐渐转变成真正的产品公司。事实上，仅仅从我们过去一直把它们称作“实验室”这一点，你就能看出很多东西。过去10年、15年，它们一直处于研究阶段；但就在最近六个月左右，整个行业突然进入了高速扩大生产和商业化应用的阶段。所以，我认为现在出现的很多反应，本质上都是这场转型的一部分。
乔玲·肯特：但从根本上说，他们对未来可能发生什么的判断是正确的吗？用一些人的话说，我们会不会十年以后全都不存在了？
黄仁勋：不会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这种叙事非常戏剧化，也很容易吸引注意力，显然它已经成功吸引了媒体关注。
但我认为，从根本上说，这些人真正关心的是：我们必须确保产品以安全的方式被开发出来。这些公司正在从“实验室”走向“工程化”，因此必须投入更多研究人员和计算资源来解决AI安全问题。
当你开发一个真正的产品时，本来就存在不同环节：有核心引擎，有设计和能力开发，还有验证环节。任何一个行业在最初阶段，大部分工程资源都会投入到“先让产品跑起来”；但随着产品逐渐成熟并真正进入社会，大量工程资源反而会转向验证、测试、评估、基准测试和标准符合性，以确保最终交付的产品可靠、按照预期运行，并真正兑现产品承诺。
所以，在现在这个转型阶段，这些公司把大量能力转向AI安全，是非常合理的。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核心。至于围绕它制造出来的那些戏剧化叙事，我认为没有必要。坦率地说，那太戏剧化了，也是不负责任的，因为它并不是建立在事实和科学基础上的。
乔玲·肯特：所以你认为他们错了？
黄仁勋：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，因为它没有科学依据，但他们的担忧本身没有错。我想强调这一点：在最核心的层面上，对安全的担忧并没有错。
这和航空业没有什么不同。我刚刚坐飞机来到这里，我非常庆幸整个航空业、整个航空生态系统都极其认真地对待安全问题。有无数人日夜不停地研究航空安全、飞机安全和飞行安全，实际上，从事安全相关工作的人很可能比研发全新飞机型号的人还要多。这是合理的，而AI现在只是在经历同样的阶段。
乔玲·肯特：但你过去说过，我们并不需要新的法律，也不需要新的监管。而你现在又说，你支持重要行业建立安全保障机制。那么，为什么你不支持为AI建立一个类似FDA或者FAA这样的监管机构？
黄仁勋：在制定新的法律和监管规定之前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现有的法律和监管规定执行好？我们已经有很多法律和监管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，这正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感到安全、有秩序、有保障。针对各种应用领域，我们都已经拥有相应的法律，无论是食品、航空旅行还是其他行业。
乔玲·肯特：那么你认为现在究竟缺少什么？像达里奥·阿莫代伊或者萨姆·奥尔特曼这样的人都公开表示，希望看到更多监管。你为什么认为现在没有明显的监管缺口？
黄仁勋：我之前回应的其实是这些AI实验室发生的一些具体事件。其中一家实验室发生了四起由它们的系统触发的网络安全事件，另一家最近也发生了几起。但问题是，处理这些事情，我们已经有大量现行法律。
有网络安全相关法律，有禁止未经授权侵入系统的法律，有损害赔偿责任，也有与网络安全相关的各种责任。产品本身同样存在大量法律责任。如果你的产品造成了伤害，如果产品没有达到你承诺的效果，或者你与企业签订了服务水平协议，那么所有这些情况都已经受到现有法律约束。
我的观点就是：先把这些法律执行起来。不要因为所谓“世界末日”的叙事，就让一些公司反而摆脱现有法律的约束。如果你仔细去看他们真正要求的东西，有些时候，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在要求更多法律。
乔玲·肯特：那么，你是否认为这些公司主动要求监管，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不想完全自己承担责任，不想独自承担自己正在开发的东西可能造成的后果？
黄仁勋：它们正在从实验室转变成产品公司，从一家没有客户、没有收入的研究机构，转变成真正拥有客户并创造收入的企业。而且这个转变速度非常快，所以一定非常艰难。
这些公司是科技史上最重要的公司之一，里面有极其出色、极其有天赋的研究人员，他们做出了非常优秀的工作。但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：它们正在从实验室转变为真正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企业。它们正在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收入，并且预期未来达到数千亿美元；它们扩张算力的速度，也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公司都没有经历过的。
而它们确实值得获得这样的增长，因为产品很好、很有用，人们想要更多。它们希望赚更多钱，投资者也希望看到它们继续增长，这些都没有问题。但是法律仍然存在。我们有产品责任法，这些产品责任法律就应该真正应用到目前已经发生的事件中去。
先做最显而易见的事情，先解决现实中的问题，之后我们再讨论理论问题。不要连现实中最基本的事情都还没有做，就急着讨论理论上的新监管。
乔玲·肯特：所以你是在主张首先执行现有法律。也就是说，至少目前，你并不主张增加新的政府监管？
黄仁勋：新的监管是为了做什么？如果我们连目前究竟缺什么都不知道，为什么要先增加更多法律？
乔玲·肯特：那换个角度问。对于控制这项技术的四五位CEO，相比于增加政府监管，你是不是更信任他们？你相信他们会做正确的事情，并消除公众对AI的一些担忧吗？
黄仁勋：他们当然有能力做正确的事情。而且我们应该理解他们正在经历什么。首先，他们都还是非常年轻的CEO，也是第一次当CEO。而我已经干这份工作33年了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坐在后排，用事后诸葛亮的视角对他们的企业发表各种评论。
但事实是，他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转型确实很困难。建立一家公司、建立组织、开发产品、建设一个行业、建立商业模式、上市，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很多都是第一次，而所有事情又在同时发生。所以，我非常理解他们所面对挑战的巨大程度，同时我也非常相信他们团队的能力，那里有一群非常杰出的人。
乔玲·肯特：所以你信任他们？
黄仁勋：我相信他们，我相信这些人，也理解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。但我不赞成通过所谓“世界末日”来转移注意力。我更希望他们专注于那些我知道他们实际上正在做的事情。
他们的工程师完全有能力理解，此前发生的那些事件意味着，他们需要建立更加安全的沙盒环境、更好的隔离机制和更严格的实验控制。我相信他们已经意识到，在软件进行测试和评估的时候，需要更加严密地监控它们的运行。如果他们的软件会从自己的云平台与外部云或者其他服务发生互动，那么他们应该事先告诉其他人；一旦发生事故，也应该公开分享，让整个行业都能从中学习、共同改进。
网络安全行业本来就是这样运转的。此时此刻，全世界都正在发生网络攻击，与此同时，全世界的工程师也正在修补软件、改善软件、修复漏洞。这些都是极其复杂的系统。我们拥有开放软件和开源软件，让所有公司能够保护自己并不断升级自己的软件，这正是整个行业能够正常运行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我们彼此保护，有数百家公司作为一个共同体一起工作。
所以，之前那些事件里确实有很多东西值得分析，但这并不会改变一个事实——这些公司最终还是必须回到工程问题本身。它们会改善工程能力，也会投入更多资源进行评估、基准测试和测试。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转型。
乔玲·肯特：很多美国人看到你，会觉得：你是英伟达的创始人兼CEO，而且英伟达现在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。那么在安全这个具体问题上，为什么美国公众应该相信你的判断？毕竟，你公司的成功、你的个人财富，都与卖芯片直接相关。
黄仁勋：我们公司的成功，其实和这些产品与服务能否被安全部署直接相关。如果计算机行业不能安全、有效地为这个世界创造价值，不能像过去一样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；如果未来我们无法继续做到这一点，那么我们的价值自然会下降。
所以，无论从我个人利益还是整个产业的利益来说，我们都希望这种叫作“人工智能”的新型应用，能够以安全的方式被生产，并交付给全世界。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。
我们需要一种“负责任的乐观主义”。我们之所以从事这项工作，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对世界是有益的。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参与其中，我的孩子就在这个行业里；我们希望自己的家庭都能够成为这个未来的一部分。
我们希望未来人类承受的痛苦更少，企业生产率更高，人类发现知识的速度更快。我们希望解决人口老龄化，希望拥有可持续能源，也希望利用AI的市场力量推动世界向可持续能源转型。我们想要所有这些东西，但必须负责任地、以安全的方式去实现，而且必须足够成熟，不能用极端、戏剧化、没有依据的未来预测去吓唬其他人。
乔玲·肯特：这个问题里绕不开的一头“大象”，就是与中国的竞争。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，美国不能放慢AI发展的速度，否则就可能输给中国。你认为这个观点成立吗？
黄仁勋：如果让我给每个行业的CEO、每一位学生、每一位教授以及每一个美国社会成员一个建议，那就是：我们都希望美国尽可能繁荣。
我们的经济越繁荣、越富裕，我们能够投入社会保障的钱就越多，能够投入国家军事安全的钱就越多。我们也越有能力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，去帮助其他国家面对挑战、苦难和痛苦。作为一个国家，我们也会有更强的慈善能力。因此，我会建议所有美国人朝着同一个方向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。
乔玲·肯特：所以，我们应不应该放慢速度？放慢速度会影响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以及美国的国际地位吗？
黄仁勋：无论其他国家怎么样，我们都应该尽可能快地前进。如果中国发现了治疗癌症的方法，那对我们也是好事；如果中国发明了一项新的可持续能源技术，那对我们也是好事；如果中国在某些科学和数学领域领先，而我们能够向他们学习、从中获益，那对我们同样是好事。
但是你也要知道，美国本身拥有非常强大的能力。这个国家拥有极其出色的创新者。我非常自豪能够成为美国科技产业的一员。在我看来，美国科技产业是美国三项“国家宝藏”之一，另外两个当然是金融体系和军事实力。而我所在和服务的科技产业，同样绝对是美国的国家宝藏。
所以我们会尽可能快地向前走。但是，无论走得多快，我们都绝不应该在产品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，就把它推向市场，更不能交付不安全的产品。没有人要求我们这样做，大家要求的是我们取得成功，帮助美国尽可能繁荣。
乔玲·肯特：大卫·萨克斯（David Sacks）早些时候告诉我，他认为，如果美国放慢AI发展的速度，就可能对美国经济和美国军事实力造成巨大损害，并使美国处于不利位置。所以我想把这个问题问得更明确一点：考虑到美国现在与中国之间的竞争，你认为我们现在应该主动控制AI的发展速度吗？
黄仁勋：首先，大卫非常聪明。他思考深入，也很务实，是一位非常爱国的美国人。能够认识他是我的荣幸。我最早认识他，是他担任白宫顾问的时候。
我不完全清楚他说那些话时具体的上下文，但我基本可以确定，他希望美国尽可能快地发展——但不能快到超过我们应该达到的速度。我们应该尽可能快，但不能“快过头”。
如果这种速度意味着牺牲安全，那就不可以。如果你为了速度牺牲安全，最终交付一个不安全、让人处于危险中的产品，那么我们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法律可以追究你的责任。所以，开发这些技术的公司实际上有充分的激励去做正确的事情，而且我也相信，它们拥有相应能力。因此，我相信我们能够以一种对社会安全的方式推动先进AI发展。
Anthropic的CEO达里奥·阿莫代伊（Dario Amodei）
乔玲·肯特：达里奥·阿莫代伊认为，美国应该停止向中国出售芯片。他的原话是，不应该向中国出售强大的AI芯片或者半导体制造设备。你对此有什么回应？
黄仁勋：我们当然必须确保，美国创造的技术首先让美国受益。任何国家都会这么做，任何企业都会这么做，父母首先考虑自己的家庭，产业如此，国家也是如此。
就美国而言，美国已经作出了决定，而我也非常支持这一点——英伟达最先进的技术应该首先提供给美国公司。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技术世代，这些最新技术已经进入大规模量产阶段，在这一领域，我们比中国领先数年。这些技术会首先提供给达里奥、萨姆以及美国的AI实验室和美国企业，我们就是这样做的，而且非常乐意这样做。
但另一方面，你必须记住，AI实际上像一个“五层蛋糕”。它绝不仅仅是AI模型这一层。整个AI产业包括能源层、芯片层、模型层，再往上还有数据层和应用层。你也可以把它分成六层，而不是五层，但关键在于：我们希望美国在每一个层面都赢。
我们希望美国在能源行业领先世界，也希望在芯片产业领先世界。我非常喜欢FedEx未来会成为一家AI公司，我也喜欢沃尔玛成为一家AI公司。美国的每一家公司都应该成为AI公司，不能只有一家公司，也不能只有两家公司。
退一步想想，AI究竟是什么？它其实就是数字智能。那么，为什么美国每家公司未来不应该得到数字智能的支持、不应该拥有这种能力？未来的企业当然都会把数字智能，也就是人工智能，作为企业的一部分。所以我希望所有人都成功，其中当然也包括芯片产业。
乔玲·肯特：所以，你不同意达里奥的观点，不认为美国应该停止向中国销售这些产品？
黄仁勋：我完全不同意禁止中国获得所有美国产品这种做法。美国企业应该首先获得最先进的能力，但是在这之后，美国AI技术栈中的每一层——包括传统公司、AI模型公司以及芯片企业——都应该走向全球市场，服务全球市场，参与全球竞争。
服务全球、获得市场、争取市场份额、创造经济繁荣，这才叫竞争。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强调竞争的国家。我们应该出去竞争，而不是主动把整个市场让出去。这个市场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随手放弃掉的，我们应该去竞争全球市场。
乔玲·肯特：我想问问你和特朗普总统之间的关系。你是他在科技和AI领域较为重要的顾问之一。你认同特朗普总统关于AI的一些观点吗？
黄仁勋：他有很多顾问，也会听很多人的意见，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。他会和非常广泛的人交流，我认为，这也是他能够从很多复杂局势中看到问题关键的原因之一。
乔玲·肯特：他说，他认为人们对于AI危险性的担忧是一场“骗局”，也就是说，所谓AI可能毁灭人类的担忧是一场骗局。你同意特朗普总统的说法吗？
黄仁勋：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就在讨论这个问题。我完全不认为AI会在20年后毁灭世界。
乔玲·肯特：但总统说的是，“对AI的这种恐惧是一场骗局”。你同意他的这个表述吗？
黄仁勋：我不想替他说话。但我认为，那些宣称“世界末日即将到来”、在整个美国社会制造恐慌的说法，尤其是当这些话来自正在亲自开发AI技术的人时，我确实无法理解。
所以，他们这么做一定还有别的原因。可能是政治原因，也可能是其他原因，也可能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，甚至可能只是为了得到一次很好的媒体采访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无论如何，2030年不会是世界末日，世界在2030年毁灭的概率是零。
所以我认为，没有必要去吓唬公众，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。至于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，我不知道。不过，特朗普总统还说了另外一些话，比如我们不需要更多监管，而应该首先执行现有的监管制度。这一点我认为非常务实，也非常合理，我们刚才也讨论过，我同意这一点。
乔玲·肯特：他还说，他有能力确保AI不会对美国人造成这种灾难性影响。你认为，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，他有能力阻止一场AI危机吗？
黄仁勋：考虑到美国现在已有的法律和监管体系，以及我们目前已经看到的那些具体事件，我认为美国已经具备处理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法律和监管工具。
美国现有体系针对不同产品和服务领域，本来就已经拥有大量法律和监管。所以，我认为他说的是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。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的，我们已经有很多法律和监管制度，现在应该做的是把它们真正执行起来。
乔玲·肯特：你会参加美中元首会晤国宴，对吗？
黄仁勋：对。
乔玲·肯特：如果你有机会和他谈到现在AI领域的这些问题——也就是很多美国人非常担忧的问题——你会在现场表达什么？
黄仁勋：我会说，我非常高兴看到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从实验室真正走向实用能力、产品和服务。正因为AI正在经历这样的转变，我认为所有正在研发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，都应该思考如何共同分享最佳实践。
我们或许可以围绕产品应该达到什么标准，建立一些全球性的规范，也应该更加紧密地合作。
中国也希望自己是安全的，也希望自己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，希望实现繁荣，就像我们希望美国繁荣一样。我很高兴看到他们有很高的期待和雄心。事实上，我希望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，都对更加美好的明天抱有期待和雄心，我喜欢这一点。
所以，随着AI技术不断发展，我们应该尽可能加强彼此合作。当然，有些领域出于各种原因无法合作，可能是军事原因，也可能是其他国家安全原因，这些问题应该由各国政府来处理。除此之外，我认为在一切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，都是非常好的事情。
乔玲·肯特：我还想问一个和你个人有关的问题。大家都知道，黄仁勋是非常成功的英伟达CEO，也是一位亿万富翁。你在加州的一些亿万富翁同行正在花费数百万美元反对一项所谓的“亿万富翁税”提案，而你说过，如果加州最终通过这项税收方案，你完全愿意支付。为什么你和很多亿万富翁同行的看法不一样？
黄仁勋：我不介意交税，为什么要介意呢？当然，我不喜欢看到税款被浪费，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运行得更加高效，政府也更加高效。但与此同时，我支持这个国家所代表的一切，也支持政府官员履行自己的公共职责，努力让美国变得更好。
我喜欢这个国家为所有公民建设的基础设施，也喜欢这个国家为我创造的一切。某种意义上，我就是一个最典型的“美国梦”。如果没有这个国家提供的教育，没有创办一家新公司的机会，没有追逐梦想、让能力和成绩决定你能否成功的环境——没有你的毅力、创新真正成为决定成功的原因——我不可能走到今天。
如果不是这个国家，我不会遇到所有那些最终让英伟达成为可能的人，我甚至不会在学校里遇见我的妻子。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。从各个方面来说，我都非常热爱这个国家。它当然并不完美，但它非常了不起。
我有幸去过世界很多地方。有时候，当你从外部重新回头看自己的国家，看美国经历的各种争论、挑战和混乱，你会发现，某种意义上，恰恰是这种“混乱”让它如此美丽，也让这个体系能够运转。所以我很高兴能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。
乔玲·肯特：即便按照一些估计，你可能需要在五年内缴纳大约80亿美元的税，你还是觉得值得？
黄仁勋：首先，我很高兴你提到这一点。我能够负担得起在五年内缴纳80亿美元的税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幸运。
关键并不是“80亿美元”，真正重要的是，我居然能够赚到足够多的钱，让自己有能力交80亿美元的税。所以，我并不害怕交税，我只害怕贫穷，而且我完全不介意把自己拥有的一部分贡献给别人。
我一直有一个很出名的说法：我希望尽可能多地给员工发工资，而我确实也是这样做的。很多公司的思路是，用尽可能低的工资获得员工的劳动；我的做法正好相反，我希望在能力范围内，尽可能多地给他们报酬。
这就是成功带来的一种特权。坦率地说，我非常愿意这样做。我认为这既是一种幸运，也是一种责任。如果有一天我能够交更多税，我反而会非常开心。
乔玲·肯特：等等，你这是主动要求交更多税吗？
黄仁勋：你赚得越多，自然就交得越多。我对此完全没问题。
美国得州阿比林OpenAI数据中心建设现场
乔玲·肯特：现在有很多人明确表示，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社区附近建设数据中心。这倒成了一个少见的两党共同议题，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支持者，都有人反对数据中心。而英伟达为大量数据中心提供计算能力。你想对那些站出来说“我们不希望数据中心建在自己家附近”的人说什么？
黄仁勋：首先，我想说，很抱歉，我们没有更早来和你们沟通。我们本来就应该更早和当地居民交流。在你决定突然在某个社区、某个乡村地区或者某座小镇旁边建起一座庞大的数据中心之前，本来就应该这么做。
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只有600人的小镇，学校里大概有300个孩子。如果有一天，镇上唯一一家杂货店旁边突然冒出一座数据中心，我想我自己也会感到不安。
所以我认为，第一件事情就是，在数据中心真正落地之前很久，我们就应该和社区进行沟通。我想，现在我的同行们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。只是所有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，而且数据中心几乎同时在美国各地迅速建设。有时候，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，也没有来得及像一个来到陌生小镇的客人一样，先礼貌地敲敲门、和当地人聊一聊。
不过，我也想说，现在的数据中心本身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改善。比如冷却系统，现在越来越多系统使用循环水，我们甚至可以使用温水进行冷却，因此所需要的水和冷却资源已经大幅降低。
至于数据中心消耗的能源，我们应该自己为新增发电能力付出成本。实际上，数据中心还应该为当地电网作出贡献，提高当地电网的可靠性。而美国现在正在逐渐理解一件事情：利用AI带来的市场力量以及当前规模惊人的投资潮，我们迎来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少见的一次机会，可以投资各种各样的可持续能源。
如果一座城市希望发展太阳能，可以；如果它希望发展核能，无论是核聚变还是核裂变，也可以；还有水电等各种能源。今天，几乎所有发电方式都重新摆到了桌面上，也都有人进行投资。如果我们希望拥有一个可持续的未来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刻。
未来五年毫无疑问，我们可能还是会消耗更多化石燃料。但是再往后的几十年，我相信，由于人工智能带来的需求和投资，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可持续能源得到应用。
此外，还有很多很好的案例。一些小镇因为数据中心建设者的投资而真正获益，社区中心得到改善，新学校建起来了，有了新的棒球场、新的道路，甚至房产税降低了。这些事情都可以谈。
所以我认为，数据中心建设者应该提前找到当地社区，告诉居民：我们正在考虑把数据中心建在这里。同时也要告诉他们，这场讨论不仅仅是“我们来建一座数据中心”，它同样可以是一场关于如何升级整座城镇的讨论，包括降低税负、降低能源费用等。
而且应该制定一些基本标准，包括数据中心本身的外观。我认为它们应该被设计得更好，也完全可以设计得更漂亮。过去没有人把数据中心的美观程度视为其“功能”的一部分，以后我们应该改变这一点。
乔玲·肯特：不过，当地居民反对数据中心时，最主要的担忧其实还是能源账单、水资源以及数据中心消耗的各种资源。
黄仁勋：关于耗水问题，有很多说法已经过时了。现代数据中心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蒸发式冷却，它们现在使用的水量，甚至可能比一个游泳池一年蒸发掉的水还少。所以很多说法都有历史原因，也可以理解，但放到今天，已经成为一种误解。
至于电费上涨的问题，实际上情况也可能恰恰相反。这些数据中心应该为电网建设作贡献。当它们真正向电网投入资源以后，整个电网的韧性反而会提高，电力成本也可能下降。
乔玲·肯特：听起来，你其实是在说，人们应该重新考虑是不是接受数据中心建在自己的社区。但与此同时，你也认为建设者应该“做得好看一点”。
黄仁勋：不仅仅是好看。当然，美观很重要，但数据中心和社区之间也应该保持更大的距离。因为数据中心确实会有很多车辆进出，也存在噪声等问题，所以这些事情需要有基本常识，需要合理规划。
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一开始就应该主动去和社区沟通，而不是等数据中心突然出现以后才解释。过去一切发生得太快了，所以这方面确实做得不够好，也很遗憾。但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。
乔玲·肯特：你当年创办英伟达的时候，它最初是一家游戏芯片公司。30多年前，你们甚至是在一家Denny's餐厅里讨论创业。
黄仁勋：我以前还在Denny's洗过盘子。我爱Denny's。
乔玲·肯特：你当年在Denny's洗盘子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自己会站在关于AI以及“人类会不会毁灭”的争论最前线？
黄仁勋：没有。那个时候我只是非常专注于洗盘子，我要做到——从来没有一个洗碗工像我一样把盘子洗得这么好。后来我当餐厅服务员、收桌员的时候，我也觉得自己是最好的那个。我几乎对自己做过的每一份工作都充满热情，无论那份工作是什么。
乔玲·肯特：听起来，你现在对这份工作依然保持着同样程度的热情。
黄仁勋：因为这件事情意义重大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，所以我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讨论这些事情。我也希望美国公众能够理解：安全地建设这项技术，是这个行业的责任。
第一，就像制药行业有责任安全地制造药物一样，汽车行业有责任安全地制造汽车，航空工业有责任安全地制造飞机，而人工智能行业也有责任安全地开发AI。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。
第二，不要因为各种神话、夸张甚至荒谬的戏剧化故事，而让我们失去对这项惊人技术的乐观。我们绝不能成为这样一个国家：明明是我们自己发明了这场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技术，最后美国自己却落在了后面。
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。我不希望这样的未来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，也不希望它发生在你的孩子身上。
乔玲·肯特：你能不能解释一下，数据中心究竟是在做什么？以及为什么AGI可能是一件好事？
黄仁勋：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大概350年前，现代工业革命开始出现，人类开始大规模制造电力。当时，这几乎是一件带有魔法色彩的事情：水进入一套机器以后，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就从机器里产生出来，我们把它叫作“电”。
然后，我们能够把这种能量输送到各个地方，它逐渐替代蜡烛、炉灶、烧木柴的烤炉、蒸汽机等等。于是，我们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产业，而在这个产业之上，又诞生了无数其他行业。
之后到上一次工业革命，也就是信息时代。为了让互联网连接起来，我们建设了大量数据中心，从而让人们能够找到任何信息。所以，如果说前一个工业时代解决的是“我们可以为任何东西提供动力”，那么信息时代解决的是“我们可以找到任何东西”。
而现在，我们创造出了一项叫作人工智能的技术。你给它信息，给它上下文，它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推理，然后回答问题，甚至直接完成任务。它还可以使用各种工具。
过去，你和我需要自己打开浏览器，需要自己操作PowerPoint、Excel，或者AutoCAD、Blender这样的3D设计软件。现在，人工智能软件能够理解你要求它做什么，理解你提供的上下文、信息以及你的意图，然后替你完成工作。
比如，你可以直接对AI说：这是我家后院的一张照片，这是一些我喜欢的案例，我可能想放一个游泳池，也可能想做一个花园。现在，你帮我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设计文件，让我的园艺师和木工能够按照这个方案改造我的后院。
AI就可以调用各种需要的工具，结合你提供的图片，直接创建房屋、厨房或者后院所需要的CAD文件。这非常不可思议，这就是AGI能够做的事情。
但要实现这些东西，我们还需要一种新的基础设施。过去我们需要发电厂，互联网时代需要数据中心，而现在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东西——AI工厂。
它就是一座人工智能工厂。能源输入其中，数据输入其中，最后生成我们称之为“Token”的数字。但从本质上来说，这些输入正在被重新加工成“智能”。
我知道这么说听起来有点复杂，但其实非常简单：能源进去，智能出来。
它就是一座AI工厂，输入、输出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当然，这些工厂里面有大量计算机，而其中很多计算机就是英伟达制造的。
接下来真正的问题就是，这个产业最终会有多大？事实上，经济中的几乎每一个部分，以及每一个人，都需要“知道事情”，也需要“完成事情”。也许你希望自动完成购物，也许希望AI自动帮你规划一次旅行，寻找最合适的机票，就像刚才的例子，你可能希望改造后院，设计一个新厨房。
每一个行业都有大量信息工作需要完成。全球经济规模大约是100万亿美元，其中大约有15万亿美元的经济活动，可以从比现在更多的“智能”中直接获益。所以，这些AI工厂最终会成为覆盖每个国家的一层基础设施，每家公司都会使用它。
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么多数据中心。这最终会成为一个数万亿美元规模的产业。
然后，我们就必须从美国的角度重新思考这些数据中心意味着什么。有一件事非常重要：这是过去至少50年、甚至可以说近100年来，美国第一次真正迎来一次大规模“再工业化”的机会，也就是把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。
当然，这一次制造的东西有些不一样，因为它是“看不见的”。就像发电一样，传统意义上的制造，是制造汽车、电视机，是加工一个个物理原子；但发电制造的是电子，它是看不见的，却依然是一种生产活动，AI同样如此。
现在美国各地正在因此创造大量制造业和建设岗位。建筑工人、电工、管道工、设计师、建设者，所有人现在都忙得不可开交，因为美国正在建设价值数万亿美元的AI工厂。
这恰恰是最让我兴奋的地方。几十年来，这是美国蓝领工人、建设者和技术工人所迎来的一个巨大机会，他们现在也正在因此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发展机会。
我甚至很高兴看到，美国现在出现了电工和建筑工人短缺，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真正迎来了一次机会：让美国重新工业化，重新成为一个制造业国家，为蓝领工人以及所有真正动手建设这个国家的人创造机会，让“建设”和“制造”重新回到美国。
所以，我认为这件事情非常了不起，它正在创造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。很多人看到数据中心的时候，并不会想到“制造业”，但其实，它就是一种新版本的制造业。
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发电本身就是一种工业，发电厂同样需要人去建设。AI数据中心也一样，它们必须被真正建出来，也需要建设者。
数据中心只是制造业的新版本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这一次我们制造出来的产品是看不见的，它是数字。我知道，“制造数字”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一点奇怪，但从本质上来说，这正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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