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：在战场上，弹药可以空投，血却不能。当一名士兵在“黄金一小时”内流血而亡，一袋因冷链断裂或配型不合而送不到的血，可能比敌人的子弹更致命。美军正在试图用实验室里造出来的“假血”，填补这道致命的空白——但半个多世纪过去，这条路远比想象中漫长。
代号“吗啡1-2”
2007年2月，伊拉克巴格达以北的巴拉德。一架笨重的双旋翼伤员后送直升机——呼号“吗啡1-2”——刚刚把三名重伤士兵送进战地医院，无线电里又响起新的呼叫：一项紧急任务，要求它在大白天穿越叛乱分子控制的区域，去接一名正在大量失血的伤员。
按常理，这样的任务不会安排在白天，更不会深入敌控区。但血液不等人。失血性休克的时间窗口以分钟计，而在这个战场上，能救命的血往往不在需要它的人手上。这一幕，正是美军数十年来“人造血液”研究的起点式缩影：技术再先进，最终都要回答同一个问题——如何把“血”送到枪声最密集的地方。
核心难题：失血性休克
在近代战争中，可预防的战场死亡里，失血长期占据首位。据美军历次战伤统计，相当比例的阵亡发生在伤员抵达医疗设施之前，而其中多数本可通过及时输血挽回。问题在于，输血不是简单地把血“送过去”：红细胞需冷藏，保质期约42天；血小板更娇气，仅能保存5至7天；血浆虽可冷冻，却依赖全程冷链与解冻设备。
在阿富汗的山地哨所、在太平洋岛屿的临时机场，这些条件几乎不可能满足。加之血型配型、血液筛查、转运损耗，一袋血从后方血库抵达前线伤员，成本高得惊人。于是，军方的诉求变得清晰而苛刻：一种无需冷链、不受血型限制、能长期储存、能随单兵携带的“血”。
半个世纪的弯路：血红蛋白载氧体
最早被寄予厚望的是所谓“血红蛋白基载氧体”（HBOC）。思路很直接：提取血红蛋白，化学修饰后装入溶液，即可像血浆一样携带氧气。上世纪90年代，多家美国公司推进临床试验，一度被视为输血医学的革命。
结果却是一场集体挫败。多项研究显示，这类产品与死亡率和心肌梗死风险升高相关，关键试验相继叫停。其根源在于游离血红蛋白会 scavenge 一氧化氮，引发血管收缩与高血压，并带来氧化应激等副作用。此后，监管层对“血液替代品”态度转向审慎，行业一度沉寂。唯一在个别国家获批的产品（如牛源血红蛋白制剂）也始终未获美国FDA全面放行。
这段历史留下一个重要教训：血液不是单纯的“携氧液体”，它是一个复杂的活体组织系统，任何简化替代都可能付出代价。
三条新路线：干细胞、冻干与人造血小板
进入21世纪，DARPA等机构转向更“仿生”的路径。
其一，干细胞造血。DARPA曾资助“血液农场”（Blood Pharming）项目，尝试用脐带血或诱导多能干细胞在生物反应器中培养红细胞。理论上，这能实现按需、按血型定制生产，绕开献血者依赖。难点在于成本与规模化——实验室里造出的红细胞，产量与纯度距离战场需求仍相差几个数量级。
其二，冻干血浆。这条路走得最实。通过冻干工艺，血浆可制成粉末，常温保存、加水即用，极大简化了前线复苏流程。法国军队长期使用冻干血浆，美军亦通过特殊审批渠道引入，并推动本土产品的研发与批准。
其三，人造血小板与红细胞代用品。有团队尝试用脂质体或纳米颗粒模拟血小板功能，用于止血；也有人研究可冻干的红细胞载体。这些方案尚处早期，但共同目标一致：摆脱冷链，让救命血“进背包”。
另一种答案：让士兵互相输血
在实验室之外，美军实战医学其实给出过一个“低技术”解法——全血复苏与“行走血库”。近年，战术战伤救治指南越来越多地推荐在院前使用低效价O型全血，而非成分血；伞兵、游骑兵等部队推行现场献血机制，战友即供体。
这套做法在阿富汗与伊拉克被证明有效，却也暴露矛盾：它依赖健康的同伴，且无法在孤立无援、伤亡惨重时持续供给。换句话说，人的血终究有限，这正是“人造血液”存在的根本理由。
从实验室到战场，还差多远
把一项输血技术真正送到前线，需要跨越的远不止科学本身：临床试验的伦理与样本、监管审批、成本控制、以及最现实的——战场后勤的适配性。一袋需要零下温度的“新血”，即便疗效出众，也可能输给一袋常温存放的冻干血浆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叙事本身。每当“人造血液即将问世”的标题出现，公众容易忽略其背后漫长的失败史：HBOC的伤亡、干细胞造血的产能瓶颈、血小板代用品的早期阶段。美军这场竞赛的真实进展，更像是多条路线此消彼长、缓慢逼近，而非某一次实验室突破就能终结的战斗。
但方向是确定的。随着大国竞争回归、远征作战与分布式医疗的需求上升，把血液从“稀缺冷链资源”变成“可携带的常规补给”，已不只是医学问题，而是关乎战力与生存的战略课题。2007年那架在白天穿越敌区的“吗啡1-2”所暴露的困境，至今仍是这场竞赛最迫切的驱动力。
本文编译自MIT Technology Revie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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