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人体可以切除“不会恢复、只会带来负担”的部分，那么一个社会，又该如何对待它那些“不会恢复、只会消耗资源”的部分？
今年5月，惊悚电影《废用身》在日本上映。该片改编自现役医师兼作家久坂部羊2003年出版的同名小说，书中的概念惊世骇俗，一直被认为几乎不可能影像化。导演吉田光希自少年时代读到此书起便念念不忘，二十年后终于得偿所愿。
电影围绕一种颇有争议的“划时代”疗法展开。在老人日间照护中心工作的漆原医生（染谷将太饰）主张，切除老人瘫痪的、已无恢复可能的肢体，不但能够减轻老人的痛苦和照护者的负担，甚至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疗效。他把这种手术叫作“A疗法”，取自英语中“截肢”（Amputation）与“照护”（Care）两词的首字母。手术起初效果惊人：患者身体轻松了，精神状态似乎也随之好转。
“A疗法”是虚构的，它试图解决的问题却真实存在。
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，2025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29.4%，创历史新高，也是世界最高，预计到2040年还将升至约35%。其中约670万老人需要照护，接近七成的照护责任落在家人身上。专业照护资源存在结构性短缺，而且缺口还在持续扩大。
中国的变化更快。截至2025年末，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.23亿，占总人口的23.0%；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.9%。据民政部数据，中国从进入老龄化社会到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只用了21年，速度快于大多数发达国家。照护责任同样大量压在家庭身上：2015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显示，95.6%需要照料的老人，主要照料者仍是家人，这一比例明显高于日本。
更严峻的问题是抚养比。根据预测，到本世纪中叶，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将逼近52%，也就是说，每两名劳动年龄人口就要负担一位65岁以上老人。而这一切发生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仍在完善、照护责任又高度集中于家庭的阶段。
片中漆原工作的日间照护中心，是日本介护保险体系的一部分：老人早上从家里被接到中心，白天接受照护和康复，傍晚再被送回家，不过夜，相关费用则由介护保险承担大部分。这是一种将原本由家庭承担的日间照护负担部分制度化的安排。中国在制度上也存在类似的日间照护模式，但普及程度仍远不及日本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A疗法看起来相当合理，似乎皆大欢喜：老人少受些罪，家人少受些累，照护者也不再那么疲惫。把照顾变得更容易，有什么问题？
可即便在这里，也有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自然感，顺着脊椎向上爬，像是冰凉的鼻息喷在后脖颈上。而电影接下来的发展，很快就证明这种不安并非多余。
《废用身》剧照
真的同意吗？
“用切除来终结无法逆转的痛苦”，这套逻辑听上去冷酷，却并非完全脱离现实。现实中与A疗法最接近的医学实践，是所谓的姑息性截肢：对于原发疾病无法治愈、生命有限的患者，在极端情况下通过截肢减轻顽固性疼痛，或控制感染、出血等严重症状。但它的适用条件极为严格，除非存在明确而迫切的医疗需要，否则不会轻易实施。漆原所做的，显然是将一种极为有限的医学手段，激进地扩大了适用范围。
真正棘手的问题，却不是手术本身，而是一个人究竟能不能真正“同意”这样一场不可逆的手术。
躯体完整性认同障碍（BIID）的伦理争议，可以提供一个极端的对照。这类患者会对自己某个健康肢体产生强烈的排斥感，希望通过截肢或其他方式，让身体与自身认知相符合。他们中的一些人意识清醒，也能够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，但医学界至今仍在争论：这种要求究竟是一种稳定、自主的选择，还是某种病理性认知的结果？当一个人明确表示“我想要”，医生是否就应该因此尊重并满足他的要求？
那如果一个人心里想着“我不想要”，但最后还是答应了呢？
片中，当A疗法的消息被照护中心内部员工泄露给媒体后，漆原开始遭遇舆论压力。媒体将 A 疗法渲染成惊悚暴行，把漆原描绘为以照护为名、随意切断老人手脚的恶魔医生，质疑他把老人当成可以取舍的物件，践踏老年人身体尊严。不久，一名接受手术的老人用“新”的身体杀死了长期虐待自己的妻子和儿子，随后自杀。又有一名老人在照护中心内轻生，并留下遗言：自己原本并不愿意接受手术，只是架不住旁人的劝诱，又害怕给别人添麻烦。等到真正后悔时，一切已经无法回头。
如果一个人明确表示“我不要”，我们很容易判断他的选择是自主的；如果他明确表示“我愿意”，我们也很容易把这理解为他的自由决定。可问题在于，老人接受手术的时候，并没有留下这样的拒绝。至少在当时，他已经答应了。
那么，遗书里的那句“不愿意”，又该放在哪里理解？
对于认知能力已经衰退的高龄失能者而言，“同意”很难只是一个孤立的个人决定。他们会考虑家人的经济压力，会在意照护者的疲惫，也会害怕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。一个人的意愿，可能不是在某个瞬间被谁改变的，而是在漫长的日常生活里，一点点发生偏移。大量的老人都在“不如我早些去死，不成为别人和社会的拖累”和“好想活下去”之间不断摇摆。
长期护理消耗时间、金钱和情感，日复一日如西西弗一般的苦劳，会带来常人难以想象的疲惫。日本厚生劳动省自2006年度起统计与照护相关的高龄者虐待及死亡案件，仅到2015年度就已发生247起、造成250人死亡，疲劳和压力是最主要的原因。压力的另一头，则会以更隐蔽的方式进入老人自己的判断：一声没有压住的叹息，一次欲言又止的沉默，都可能让老人意识到，自己的存在正在持续消耗身边的人。“不要给别人添麻烦”的念头，就这样一点点沉积成压在心口的巨石。
深泽七郎1956年的小说《楢山节考》，写的正是这种压力被彻底内化之后的极端形态。小说后来两次被改编为电影，其中今村昌平1983年的版本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。故事设在日本信州一处贫困的深山村落：老人活到70岁，就要由儿子背上楢山，独自留在那里等死，以便为家里省下一口口粮。 在这套习俗的规训下，主动求死被内化成一种美德，而不是被迫的牺牲。社会的要求，被个人逐渐理解为自己的责任。楢山上的老人，和《废用身》中那个留下遗言的老人，面对的其实是同一种困境。
《楢山节考》剧照
浅野いにお的短篇漫画《TEMPEST》，则把这种问题放进了一套完整的制度里。故事设定中，85岁以上的老人被统一划为“最后期高龄者”，必须上交 “人权卡”，进入“高龄者特区”。他们可以在那里生活到90岁，但到了90岁，面前只有三条出路：要么接受“自死服务”，选择安乐死的老人，其家属还可以获得遗产继承税减免的政策优待；要么参加“老人检定考试”，500道题必须全部答对，通过后才能取回“人权卡”、重新回到社会；如果考试失败，又拒绝自死服务，则会被驱逐出特区，在没有完整人权、不受法律保护的状态下流落外界。
乍看之下，这是一场考察老人能力的考试。主人公橘先生身体健康，被认为完全有能力通过这场考试。但真正让人感到荒诞的是，其中一些题目根本不是在考知识，而是在要求考生表明自己是否接受这套制度：例如是否认同“85岁以上的高龄者原则上不再是人”，是否赞成“最后期高龄者特区制度”。也就是说，一个老人想要重新获得人权，首先必须承认这套制度有权收走他的人权。
一个人能不能工作、能不能创造价值、能不能独立生活，原本只是对个人能力的描述，可一旦这些能力被用来决定一个人是否配拥有完整的权利，能力和人的价值就被绑在了一起。于是，失去能力的人首先失去的可能不再只是工作、收入或者社会角色，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被对待的资格。
再往下走，问题就会变成：如果一个人已经不能证明自己“有用”，他还能不能仅仅因为自己是一个人，而拥有继续生活下去的权利？
现实中的表达不会如此露骨，但这依然是社会共识中的一道红线。2023年，日本经济学家成田悠輔关于少子高龄化的言论被重新翻出，其中“高龄者集体自决、集体切腹”的说法迅速引发舆论风暴。他随后解释，这里的“切腹”是“社会性的切腹”，即让凭借过去功绩长期占据位置的人主动退出，但这番言论仍给他的公众形象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。
真正值得警惕的，或许不是有人公开提出如此极端的主张，而是同一种观念如何在社会潜意识中悄无声息地渗透。
医学提供了一套看似中性的语言：功能丧失、预后不佳、临床获益有限。当这些原本只描述身体状态的判断离开具体语境，悄然进入评价人的尺度，问题就来了。
“废用身，指因脑梗塞等原因麻痹、无法活动且不会恢复的手足。”这是漆原应记者之邀撰写书稿时写下的第一句话。它并不是现成的医学概念，而是漆原自己创造出来的。当他进一步提出以切除作为解法，一个更尖锐的追问便无法回避：如果人体可以切除“不会恢复、只会带来负担”的部分，那么一个社会，又该如何对待它那些“不会恢复、只会消耗资源”的部分？
片中，在舆论质疑和自我怀疑里，漆原最终把自己提出的理论用在了自己身上，诊断自己的脑袋是无用的部分，选择卧轨自杀，用自己的尺度给自己判了极刑。他并不是恶人，他确实想帮助那些长期失能、饱受折磨的老人，试图为他们的痛苦寻找出口。他的悲剧恰恰说明，这把尺子本身有问题。
不必证明“有用”的照护
回到现实，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与不断增长的照护需求，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：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，建立更完善的照护体系，让老年人不仅能够得到必要的医疗与生活支持，也能尽可能保有自己的尊严、意愿与生活质量。
现实中已经有一些不同方向的尝试。
把照护从家庭内部的责任变成社会共同承担的责任，是一种普遍的发展方向。日本的介护保险，以及中国正在逐步推广的长期护理保险，都通过保费、税收和公共资源共同分担照护成本，并根据失能程度进行评估和给付。
中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常被称为社保"第六险"：2016年在上海、青岛、成都、长春等15个城市启动试点，2020年扩大到49个。它的筹资目前主要依托基本医疗保险划转，给付则以失能等级评估为前提——通常要求失能状态持续一定时长（多为6个月以上）、经评估达到重度失能，才能享受相应待遇。
它们所这套制度处理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：长期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，照护所需要的时间、金钱和精力，不应该全部落在他的家人身上。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，年老之后社会会为他托底，不应只是某一个家庭必须独自承担的负担，老人也不必觉得自己成为了谁的负担。
但它也留下了明显的缺口。其一，覆盖仍以职工医保参保人为主，城乡居民的纳入进度各地不一；其二，给付以机构护理和上门护理的"服务包"为主，而家庭照护者本人的无偿付出，在多数试点城市仍难以被直接补偿；其三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——制度回答的是"谁来付钱"，却没有回答"谁来照顾照护者"。
日本在介护保险之外设有针对照护者的支援项目，中国部分试点城市也开始探索喘息服务，但整体仍处于零散、局部、依赖地方财政的阶段。当照护者被彻底耗尽，老人感受到的压力就不再是抽象的社会观念，而是身边人真实的疲惫。A疗法的诱惑，正是从这种疲惫里生出的。
另外一种尝试，则发生在照护本身的方式上。荷兰的“绿色照护农场”（Green Care Farms）为失智症老人提供24小时护理，但护理并不只是吃饭、洗澡、服药和疾病监测。园艺、照料动物、做饭、家务、户外活动，以及与他人的交往，都被纳入日常生活。研究发现，与传统养老院相比，这里的老人参与家务和户外活动更频繁，社会互动更多，也更少处于被动、无目的的状态，护理人员的工作状态也有所改善。
荷兰的模式依赖土地、低密度和小规模家庭式运营，而中国的现实约束是农村空心化、机构床位与护理人力错配，以及长护险是否覆盖"非医疗性生活照护"仍不明确。但它至少提示了一个方向：照护的目标不只是维持生命体征，而是维持一个人作为人的生活。
这两种尝试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：一个试图回答“谁来承担照护”，另一个试图回答“被照顾的人应该怎样生活”。当然，这样的照护并不意味着没有代价。专业护理人员、更多空间和持续的公共资源，都需要社会为此付出成本。从安宁疗护、临终照护，到失能老人的长期护理，这些对现代社会来说都还是不断发展的领域，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。
《废用身》剧照
十九世纪末的欧洲正处于所谓的“美好年代”。工业、科学与现代文明不断向前，人们相信未来会比过去更加美好。茨威格在《昨日的世界》中回忆，自己从未像那个时代一样相信欧洲的未来。他以为自己看见了“新的黎明”，却没有意识到，那已经是即将席卷世界的大火映照出的火光。
历史从来不是一条不断向上的直线。但，正如密尔所言，总体而言，它发展的趋势——尽管会有偶然的、暂时的例外——始终是趋向改善，趋向一种更加美好、更加幸福的状态。比起一百年前，我们显然更加文明了。而一个社会如何对待弱者、老人、病人，或许正是衡量这种文明最重要的尺度之一。
回到影片的结尾。一名多年卧床、早已失语的患者，在接受A疗法后，竟然重新开口说话。所以，电影既没有彻底否定A疗法，也没有把它塑造成解决老龄化问题的万能方案，这种暧昧为议题保留了开放性。
但也许这个结尾可以从最朴素的意义去解读：一个人首先是一个需要被倾听、被理解的人，而不只是一具需要被照料的身体 。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青年志Youthology”（ID：openyouthology001），作者：张五飞，编辑：oi，36氪经授权发布。